特异功能真实的“实验”，并没有实验记录和“特异痕迹”看上去那么神奇。

　　特约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

　　特异功能热，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旷日持久的神秘主义浪潮，肇始于1979年四川唐雨“耳朵认字”，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定论为“伪科学”，1990年代末彻底画上了句号。

　　当特异功能的话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，“功能人”或销声匿迹，或利用人们对神秘现象的追逐，经营起自己的事业。

　　在这背后，还有一批当年“人体科学”的研究者，他们鲜有改变初衷，也没有停止对神秘现象的探寻，甚至依然进行着“实验”。

　　大部分坚信特异功能存在的学者，希望从中发现科学的“新天地”；也有少数谨慎者，进行着更多层面的反思。“是不是缘木求鱼，我们不知道，甚至可能包括我在内都走入了歧途。”一名曾经的研究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说。

　　独孤求胜

　　沈今川位于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室里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柜子上并排摆放的两台显示器：一台闪烁着如心电图般不断移动的电位图；另一台则是一个实时监控画面，摄像头对着柜子内部。那是沈今川为实验特意设计的密闭空间，他的实验对象、“功能人”孙储琳，就曾在里面“发功”。

　　动态电位图跟沈今川的新兴趣有关，是对“地球脉动”的探索，他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，电位图上的两条线，来自两个电信号采集点—一个是墙外的爬山虎的一处茎叶，一个是屋里的铁皮柜，而两条线的波动是基本吻合的。他相信其中必有奥秘。

　　“人家经常批评我兴趣太多，但都和特异功能有关联。”他兴致盎然地解释：比如不管是“地球脉动”，还是人体超常现象，都跟某种神秘的“信息场”有关。

　　沈今川今年77岁，相对这个年龄，他精干的外形、健康的肤色、敏捷的反应会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。在博客的个人信息里，他用了“外向”、“胆大”、“精力充沛”等词来描述自己的性格。

　　其生平可概括为：在学校里就是优等生；毕业后师从名师开始做晶体化学研究；1981-1983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。学术生涯一帆风顺，直到成为博导，甚至学校提院士的时候还找过自己。2000年前后退休，专门搞“人体科学”。

　　“我在学校里不是受排斥的，不是没有出路了，就标新立异、搞人体科学。”沈今川“申辩”说，甚至正是凭借自己“站得住脚”的地位，上世纪80年代末“人体科学”如火如荼之时，他向学校申请成立专门的人体科学研究室，获得了支持，研究室后来又升格为研究所。

　　“那时地质矿产部(1982年5月设立，1998年3月10日与国家土地管理局、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成国土资源部。记者注)批准可以招收有特异功能的学生，跟我们一起研究。当时我认识了我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孙储琳，我就写报告，指明要她和另外4个人。他们各有所长，有的还能预测地震……都在我的领导下，做各种实验。”

　　孙储琳，可能是当年接连出现的“功能人”中“功能”最多的一位，她用意念弯折过硬币、烧灼过衣物、切断过戒指、移动过纽扣，用意念让胶片成像，让水变油，让种子快速发芽……

　　沈今川曾主动挑战“反伪科学”。2007年，他在网上发布了孙储琳“水变油”等视频，并与人展开辩论。但这些视频看上去有太明显的“硬伤”。沈今川用“原始视频过长”等理由回应人们对视频被剪辑过的质疑。对时代周报记者，他还表示，往往在最关键的几秒钟，摄像机自动关闭或出现严重干扰，“神秘现象的关键部分有时就不会让你录下来”。而如“种子发芽”，则是“没有过程的突变”，可解释为“时空的切换”。

　　沈今川的自信并没有换来外界更多的信任。他也承认，“客观上拿不出很多的证据，有的试验这次成了，下次就成不了。” 即便带着“功能人”出国表演时，也常常“很被动”。比如在美国，邀请方显得不近人情，不顾客人舟车劳顿，一见面就要求测试，这样一来表演就未必能成功了。

　　这名特异功能研究者如今已很少做实验，他说，孙储琳已经办了退休，这些年主要“自己活动”。但他们彼此私交很好，他也会提醒对方谨慎参与商业性活动。研究室早已只剩下沈今川一人，也早没有任何经费，学校的老领导当年留给他用的这间房间，所在的旧楼也快要被拆除。

　　现在，沈今川每天有五、六个小时花在网上，收发邮件、更新博客、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；他关注着最“前沿”的科技动态，尽管它们听上去同样令人起疑，比如“心灵武器”、“自由能源”。讲到激动处，他说：“我们的着眼点不是特异功能本身，一场科技革命即将到来！”

　　中国版的“辛克莱夫妇”

　　北京某知名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自己几年前将《心理无线电》译成了中文。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厄普顿•辛克莱在上世纪初写成的小书，详尽记录了他的妻子的“心灵感应实验”，在1930年代曾被翻译成中文。他这些年找过多家出版社，但没有一家愿意出版。

　　在这本书的序言里，美国心理学家麦孤独写道：“本书所报告的心灵感应实验，与以往最优的报告比较，是获得显著成功的，除非我们假定辛克莱夫妇都是极愚蠢无能而又粗心的人，或都是用极无情和应受指责的方式欺骗群众的人……”

　　在此前一通长长的约访电话里，这位老师问记者，“你知道另一篇序言是谁写的？你猜？”一串意味深长的笑声过后，他告知是“爱因斯坦”。

　　在家中，他指着厚厚的生理学和生物学教材介绍：“我的正业就是这几本书、这几门课，副业就是特异功能。”

　　这位老师被认为是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“元老”。1979年四川唐雨“耳朵认字”被大量报道之后，北京也出现了一名叫姜艳的能用耳朵认字的女童。这位老师一开始并不相信，但是，一名在武汉的“为人治学让人敬重”的老朋友来信告诉他，自己身边也出现了“耳朵认字”小孩，并且在亲自监视了实验后，认为事情是真的。

　　他由此开始了自己的“非眼视觉”实验，参与者还有他同为北大教师的夫人。最终，在姜艳和后来又出现的一对叫王强、王斌的姐妹身上，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特异功能。

　　“最初找到姜艳的时候，她已经做不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在王强、王斌身上做成功后，又找到姜艳，重新诱发了她的功能。”不久后，这位老师就将两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发表在上海的《自然杂志》上。他接着又在北大附小的小学生中进行了“诱发实验”。而自己的女儿，也是被“诱发成功”的人之一。

　　他相信自己的实验设计无可挑剔，“我的老师看了、检查了，觉得站得住脚，我才发表。我报道了我的事实、过程，我们把我们的方法公开化，科学实验就是这样。”提到多年受到的批判，“那些人端着一个架子，好像就你不懂科学、不懂科学实验。”

　　“我从不随便附和别人的工作，因为这里面太复杂了，要作弊太容易了。”他说，自己还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，“气功研究更复杂，各方人士都能参与，人员很杂，气功师傅跟我合影我都拒绝，怕被利用。”

　　“后来批判越来越多，1984年我也病了，得了癌症。随着那批小孩的成长，我们也没有再系统地诱发其他小孩。有些小孩至今保持联系，但他们的能力基本都没有了。”这位老师和这一领域大部分研究者得出的“结论”是，通常小孩一上中学，功能消失了；年龄越大，诱发成功的可能性越低。

　　“在中国那个时候的条件下，没经费没设备，连照相机都没有，我们觉得抢时间做了这么一个工作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”这位老师说，“后来我们读了辛克莱写他的夫人，觉得跟我们很像。”他曾坚持在公开出版物的作者介绍里添上“研究人体科学”这一笔，但未能如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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